基层法院审委会改革路径选择:从制度“改良”到职能“再定位”
2016-06-02

                 

                                                                                              ——以SA县法院审委会运行现状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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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县人民法院 

 

论文提要:

审判委员会作为中国历史蕴育下的特色审判组织,在审判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监督作用,然而由于其制度构建本身的缺陷以及机制运行中显现的弊端而饱受争议。司法各界对改革审委会的探索由来已久,实务界与理论界的“存”“废”之辩、各改革试点法院的“存”“改”之异,无一不在实然与应然之间博弈,改革陷入困境。诚然,这些改革构想在理论上能够有针对性解决审委会制度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之处,但改革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诊断,而是需要全局性规划、自上而下顶层设计、配套设施完善以及制度可操作性整体推进。文章以SA县法院审委会运行现状为样本,综合内外环境因素分析认为,基层法院审委会改革路径的选择应以基层法院的现实背景和问题为基,在其制度弊端与现代司法原则中寻找突破点,以分阶段渐进式改革为方向,通过温和渐变实现审委会良性发展,使其既适应司法改革总体要求又保留审委会制度中精华职能。同时,通过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建立自下而上的反馈互通机制,注重全面推进与配套改革相协调,使其健康有序发展。(全文共9753字)

 

主要创新观点:

1我国各层级法院审委会存在的价值基础有一定差异,基层法院审委会与中、高级法院审委会相较,存在其特有的运行基础和职能定位,改革不能混一而谈,需在分析其功能价值和制度弊端的基础上,尊重发展规律,契合现实背景进行改革。

2、对现阶段改革构想和试点模式利弊进行归纳分析后,探索既符合司法改革总体要求,又符合改革规律和现阶段基层法院现状的改革路径,提出分阶段渐进式的改革方向,分别从制度“改良”阶段到职能“再定位”阶段进行渐进式改革。

3、单一的改革措施并不能达到目的,在改革审委会制度的同时还需通过全局性的规划、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完善的配套机制以及可操作性的制度整体推进,以确保整体目标与局部措施的一致性,使其以科学优化的“排列组合”方式发挥最大的功能效用。

 

以下正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要求,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对此进行了“合理定位审判委员会职能”、“规范案件讨论范围”、“建立会议决议事项的督办、回复和公示制度”等具体制度设计,部分地方法院的改革举措也随之推向深入,但由于尚未形成系统的整改方案和行之有效的落实途径、试点法院各具特色的改革模式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也有待商榷,审委会制度改革仍处于探索中。

一、现状分析:基层法院审委会运行情况及问题

我国各层级法院审委会存在的价值基础有一定差异,基层法院审委会与中、高级法院审委会相较,存在特有的运行基础和职能定位,改革不能混一而谈,需在具体分析其功能价值和制度弊端的基础上,剖析自身运行的优劣势态,尊重发展规律,契合现实背景进行改革。

(一)人员结构——呈现单一化、行政化、专业性不足特征

我国各级法院里,尽管审委会是作为审判业务机构设置,但实际上审委会委员与他们在法院任职级别挂钩,享受行政职务待遇,如笔者所在的SA县法院审委会委员结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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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县法院审委会共十七位委员,分别是院长、各分管副院长、具有审判职称的纪检组组长以及各机关业务庭庭长,这种以职务条件作为审委会入场券的人员构成组织结构单一,缺少政治素养好、法学功底深的审判业务骨干。从年龄结构上看,委员年龄层次覆盖面窄,集中分布于60后这一阶段,占总人数的88%,满足了丰富审判经验这一要求,但层次分布缺乏梯度,影响审委会的发展和稳定。从学历结构看,均为法律本科学历,其中非全日制法律本科16人,比例为94.1%,第一学历为全日制法律本科仅1人。函授和自考的学习方式与全日制相较,缺乏专业化的法律知识系统构建和深厚的理论功底,可能造成委员因法律基础薄弱而阻碍对案件的全局把控和分析。

(二)职能履行——过于偏重个案决策,而在审判指导、审判监督上有所缺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的通知第三条1中对职责内容的规定来看,讨论疑难、复杂、重大案件是审委会首要职责,但并非全部职责。通过对SA县法院审委会2012-2014年日常工作分析,其工作职责基本被禁锢在具体个案讨论中,其余职能也仅在第五项“讨论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大问题”中有所涉及,如讨论涉及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以及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大事项等共计5次,仅占436次讨论中的0.114%,且在宏观业务指导职能、程序管理职能以及审判职务管理职能领域呈空白状态。这在基层法院并非个例,如浙江省温州市某基层法院在2009-2011年之间审委会共计509次讨论中,对审判经验总结仅占0.037%2。再如云南省大理市法院,2011年至2014年上半年审委会讨论的内容中,讨论案件占讨论总数的86.15%,讨论工作制度占13.8%,讨论其他事项占3%3

基层法院审委会全局性指导职责缺失以及“陷入个案讨论和决定的泥沼”制约着其作为法院最高审判组织应发挥的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加强审判监督、发挥集体智慧的引领性和实效性作用。

(三)案件讨论——进入审委会的案件范围过宽、提交讨论事由偏重于事实认定、讨论流程规范性不足

1、案件范围过于宽泛,大大降低审委会工作效率、剥夺合议庭审判权能。依据《实施意见》通知,基层法院除应当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外,合议庭可以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有五大类型4。根据SA县法院2012-2014年近三年来审委会讨论案件范围作出整理:

 

审委会讨论总案件数中有60%并不属于这五大类型案件,据统计这60%的案件中如拟判缓刑等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制审理的案件占据了半壁江山,即该院审委会议事规则中规定本院审委会讨论、决定的十四类案件5中的第一类。笔者认为,这些案情简单、均并不属于《意见》中确需提交审委会讨论范畴的案件大量涌入审委会议程,司法资源严重浪费,甚至剥夺合议庭审判权。再深思其所以然,承办法官将这类案件提交审委会大多基于力求稳妥之思,除依赖心理使然外,也与缺乏法官保护机制相关。

2、案件讨论内容事实审重于法律审,严重割裂了审理权和裁判权。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审委会讨论案件应当是法律适用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裁判者“判而不审”的问题。对SA县法院近三年以来审委会讨论案件内容进行统计:

 

图三 SA县法院2012-2014年审委会讨论案件分析

近三年来合计讨论案件数量为431件,讨论法律适用问题仅为109件,占总讨论案件数的25.3%,讨论事实认定问题为322件,占74.7%;其中刑事案件307件,占71.2%,涉及法律适用仅占刑事案件总数的13.6%;民事案件84件,占19.4%,涉及法律适用仅占民事案件总数的28.5%。从上述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事实认定的讨论占据了绝大部分,其中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更是超过了案件讨论总数的一半;相对来说,执行和行政案件较少,且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之间分布较为均衡。一方面可以看出法院对刑事案件审判质量相当重视,另一方面,案件事实认定并无讨论的必要。这些只能根据办案人员汇报以及查阅卷宗来认知案件,委员们很难真正深入查探案件实质,因而可能做出有偏差的判断,不仅违背了“集思广益”的初衷,反而以“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割裂审理权和裁判权,在背离诉讼程序公正的同时损害司法实体公平,甚至可能成为某些办案法官逃避审判责任的途径。因而案件讨论内容原则上应严格限制在法律审,对厘清事实确有困难的疑难案,经院长同意可在适当范围内对事实认定进行审理。

3、讨论案件流程规范性不足,难以达到集思广益的预期目的。以SA县法院为例,案件讨论通常由承办法官在召开当天汇报案情及阐释审理报告,后分管领导、分管副院长再对案情做出补充或者提出意见,继而会议主持人请各位委员讨论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会议通常由院长主持或院长委托副院长主持,在这一过程中存在讨论“走过场”、民主集中制难行其实等问题。各委员在开会之前并不清楚案情,仅凭承办人短短口述之言何以清楚评判案件。由于任职经历差异,委员精通的法律领域并不尽相同,如占讨论案件比例最大的刑事案件时,由于委员多为常年从事民事工作的法官,较缺乏刑事审判经验,往往采取模糊其辞的语言,或随大流简单附议。

(四)诉权保障——审委会影身于合议庭之后,当事人诉权保障机制缺失

《人民法院组织法》中要求“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判决书和裁定书,应当以审理该案件的合议庭成员名义发布”。审委会作为独立于合议庭之外的审判组织虽对案件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事人却无从知晓参与案件的讨论委员以及案件讨论过程,甚至有的还不知道所诉案件还需经过审委会讨论决定,因而对申请回避、提交答辩意见等基本诉权无法实施。

(五)责任承担——讨论案件出现错案时,责任含混不清,追责机制不完善

错案的认定以及出现错案时如何追责,审委会与合议庭、审委会集体与个人之间责任划分以及责任承担,现有法律并没有详尽的明文规定6,也缺乏相关的履职考核制度。一旦出现合议庭意见与审委会意见相分歧,或案件出现质量问题时,容易出现担责推诿现象。合议庭法官并不是决定者,若追究他们责任并不妥当,但法官在审委会上的口头报告是否在微妙言语间影响委员对案情判断,难以区分。而审委会更难追责,集体责任还是个人责任也并没有界定标准,《意见》中明确指出委员发表意见不受追究。从SA县法院自2010年以来审委会委员担责情况看,并没有审委会集体或者委员个人因不当履职被追究责任,集体负责演变为无人担责,无法被关进“笼子”的权利,不仅阻碍其效用最大化,还可能为利益寻租提供一定空间。

二、困境突破:基层法院审委会改革基本思路

由于审委会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设计之初缺乏前瞻性、司法内外部环境变化等原因,在运行过程中衍生了如上所述的种种弊端,改革需求应运而生。周强院长以“在坚持中完善”作为审委会制度改革的基本论调,现有改革总体上也致力于其制度的优化完善,但在实际探索中各派学者的存废交锋、各试点法院自主设计的改革模式仍存在“各自为政”的乱象。需要指出的是,多数改革框架设计的建议并没有考虑各级法院审委会运行价值的差异性,如部分中级法院对总结审判经验和示范性案例讨论的发展较为成熟,而绝大部分基层法院在这一部分仍处于摸索阶段。

(一)审委会改革现实困境

1、存废争议与分歧。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如何以审判体制改革为核心定位审判委员会自身功能和作用形态的“存”、“废”争议交锋不断。理论界诸多法学大家偏重于取消审委会制度,主要理由在于审委会不利于法官独立审判7,且目前制度废除时机成熟;而少数学者及法院系统则基于司法实践的需要赞成保留审委会制度或对审委会制度进行改革8。制度的效力在于运用,为追求审判合一、权责一致的法律效果而直接将其废除的观点,虽从根源上杜绝了衍生的种种弊端,但管理、监督等其他审判职能的履行落空必将产生新的矛盾,无异于因噎废食。

2、顶层设计与底层实践脱节。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委会制度改革重视由来已久,从1999年发布一五改革纲要开始进行推动。一些地方法院也积极进行改革尝试和探索,形成有地方特色的改革路径。但由于改革顶层设计过于原则,缺乏清晰的改革思路和制度安排,自上而下的改革指导性不强。同时,未建立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和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导致顶层设计与底层实践严重脱节,实践中的问题和难点无法得到及时破解,各法院探索的改革路径不具有可复制性和推广价值。如以上海法院、海南法院、佛山法院为代表,采取限权审委会的改革方式,在保留审委会疑难杂案的讨论制度基础上9,限制其职能扩张、权利膨胀。这种改革虽然保留了集思广益的精髓,但“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又如以郑州金水区法院和东莞法院为代表,采取直接废除审委会个案决策权利,通过完善主审法官责任制、还权于合议庭、设立咨询机构等方式将审委会的讨论职能取而代之10这种改革方式虽达到了审判合一、权责一致的法律效果,但不符合大多数中西部基层法院的司法现状及要求,在推广上具有地域和层级的局限性。

3、全面改革与保障机制缺失。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各领域各环节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明显增强,如果不把握全局、整体推进,不仅全面改革无法深化,重点改革也很难突进。显然,审委会制度改革也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诊断,需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是审委会制度改革的基本方法。但从目前各试点法院的探索实践看,审委会制度改革基本上是片面推进,“孤军奋战”,如前述海南法院、佛山法院、郑州法院以及东莞法院等,基本上是单兵突进,缺乏其他方面措施的统筹协调、协力推进。致使制度改革收效甚微。

(二)审委会改革基本思路渐进式改革路径的选择

通过对各改革模式博弈困境的分析,笔者认为,基于基层司法运行现状、现代司法原则以及司法改革总体要求,基层法院审委会改革应选择渐进式改革路径,通过温和渐变实现审委会良性发展。具体而言,改革分两步走,先控制压缩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范围,并改良审委会运行机制,经过五到八年11时间待法院职业化建设取得一定成效,法官素质提高到一定程度,废除审委会制度中不合理因素,实现职能重新定位。这种改革路径设计的合理性在于:

其一,符合改革发展的基本规律。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五”到“四五”改革纲要中先后提出改革审判委员会的构想,但由于运行机制不完善、配套措施不成熟、普及程度低等因素,在实践中并未全面推行开。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一蹴而就,渐进式改革强调切合司法运行现状,实现在坚守中改良、在改良中完善的过渡,符合改革发展基本规律。

其二,现阶段基层法院审判实践的需要。审委会制度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沃土中孕育的特色化司法制度,通过集思广益发挥集体智慧和力量,在保证审判质量、总结审判经验、进行审判监督、抵御司法腐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就目前来说,但仍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特别是现阶段我国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基层法院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仍然相当落后,法官素质与审判实践要求有很大差距,支撑审委会进行案件决断的价值基础仍未完全消除。

其三,符合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中对司法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改革要求和目标。渐进式改革路径,在现阶段保留、继承审委会案件决断功能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待条件成熟进行职能再定位,既发挥了集体力量,弥补了法官个人知识、经验和执法能力的不足,从而避免一些冤假错案发生,有效地维护司法公正,又契合了“亲历性”的审判合一,符合司法改革总体要求。

三、具体进路:基层法院审委会改革的阶段推进及措施

审委会的渐进式改革既是一项长期工作,也是一套系统工程。在分步推进中,要厘清各阶段的改革目标、具体举措,加强对各项改革关联性的研判,以确保改革有力、有序推进取得突破。

(一)近期目标:在坚持中完善——改良审委会运行机制

1、重构委员选任条件及管理机制。合理调整组成人员结构,建立委员选任的设立标准和程序。去行政化,委员参选范围面向全体法官,将学历条件、工作经验、学术成果、年终考核、审判质效等多项指标纳入选拔标准,符合标准的法官均可参与由省高级法院组织的统一业务能力测试(笔试以案例分析为主,面试可引入模拟判案情景),按测试成绩排名先后进入所在法院审委会委员序列。日常运行建立动态管理考核机制,进行履职考评、内部公示机制,将审判质效、上诉率、改判率、出勤率等纳入考评范围,考评合格者继续担任审委会委员,考评不合格者由院长谈话责令改正,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者采取委员退出作为责任承担的方式。每届委员任期为五年,期满后再次通过业务能力测试方可继续任职。

2、划分专业委员会,建立案件讨论过滤机制。根据委员各自精通的法律领域划分为民事、刑事、行政、执行专业委员会,分别由分管领导、庭长、副庭长以及审判业务骨干组成,确定一名主持人负责会议的召集和召开,必要时可经申请院长临时加入,但务必保证组成人员为单数。进入专业委员会讨论的个案严格限制在疑难复杂案件中,承办法官在提交案件时应充分说明提交审委会讨论理由和讨论问题,并载明该理由属于讨论范围中哪一类型案件,并经由分管领导按规定审查后提交院长审核签字,作出是否同意提交讨论的批示意见。讨论范围界定在理论分析和法律适用,譬如事实认定、证据审查的认定应当限制在庭审阶段。对讨论总结审判经验、发回重审改判案件的成因分析以及重大事项等宏观内容时应由全体审委会委员参与讨论决定,并由审委会集体名义发布。

3、改会议制为坐堂听审制。坐堂听审制分两种方式:一是疑难杂案在审理前分案件类型由专业委员会组成合议庭参审。对一般疑难复杂、影响力大的个案,组成5-7人的大合议庭参审,真正做到集思广益;对个别特别复杂案件,由对应领域专业化委员会全体委员参与听审,并可在听审后现场评议。与此对应,涉及现有合议庭人数的法律限制可同步修改。在听、参审过程中,对审理的具有代表性的类案如农村建房中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民间借贷中借条认定等积累的经验及时进行讨论总结,形成规范性指导意见,作为法官审理案件的参考。二是在审理查明后确属疑难复杂案件的,可由合议庭提交专业委员会讨论决定,讨论过程必须依托数字化管理系统,以观看庭审视频的方式确保详细了解案情。讨论内容原则上限于法律审,但考虑到现阶段基层法院法官专业化程度还不高的现状,可暂时对事实综错复杂的案件放宽到事实审。

4、保障当事人诉权,建立审委会告知、回避程序。合议庭在提交案件并通过后的三日内向当事人送达正式文书予以告知,文书载明此次讨论案件的审委会开会时间、组成人员、讨论事项,并注明申请回避的条件及途径,(组成人员若在文书送达后有变动的,应提前三日送达人员变更通知书,当事人申请回避的委员经查证后确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时,应主动回避。在这一阶段由于民众法律素养普遍不高,不宜将载有审委会各委员发言内容的讨论记录存卷供当事人查阅,以免引起不必要争端。

5、责任构建,建立全程可追溯的配套机制。在现实审判过程中,审委会往往成为案件审裁的避风港,这与构建审委会这一组织职能的初衷大相径庭,完全有悖于“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原则。审委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决策组织,亟需建立完备的责任体系保障权利的规范运行。一是合理划分审判责任。从合议庭案情汇报和案件审理、审委会委员个人发言、形成集体决定意见三个阶段,理顺合议庭、审委会委员个人、审委会集体之间的错案归责。集体与个人之间,以个人责任为出发点,明确规定每一位委员应对并且只对其发表的意见负责任,即形成一种集体决策、个人负责的责任制度13。二是建立符合审委会流程和特征的错案评价体系。在保障审委会委员行使“民主集中制”中“民主”权力前提下,明确错案评判标准,对确造成重大冤假错案且存在徇私枉法行为的予以追责。三是建立责任评判追究程序,确保追溯、问责、惩戒到位。审委会讨论过程录音、讨论决定当场签字生效,讨论决定案件被当事人上诉的,上级法院不适再发回重审,若经纪检监察部门认定确有徇私枉法行为的,可追究委员责任,但应保障其辩解、举证、申请复议和申诉的权利。

(二)远期构想:在渐进中突破——审委会个案决策职能再定位

改革不能浅尝辄止。审委会的渐进式改革中必须有更大突破,这是审委会改革所需,亦是现实要求。有鉴于此,在运行机制完善、配套制度成熟、法官职业化建设取得一定成效、民众法律意识达到一定水平后,审委会的改革也应该突进到第二阶段,废除其个案决断职能,改为个案咨询与顾问。同时,将重心回归到法律研究、司法指导、司法保障方面,加强审判管理、审判监督等方面职能,如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由本院院长发现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等。

在实际运行中,合议庭、主审法官在案件审理中遇到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等疑难问题,可以按照案件的类别分别提交审委会的相应专业委员会研讨。为提高工作效率,提请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报告必须翔实清楚,报告内容涵盖需讨论的问题及其来源、争议焦点、倾向意见与理由,并附相关法条、判例等,并提前三日将报告发送给各委员。在案件讨论中各委员平等、独立发表意见,会议研讨问题不作最终决定,仅提出的意见仅供合议庭参考。合议庭若采纳了审委会讨论意见,则需将讨论笔录入卷,做到全程留痕、司法透明。也就是说,审委会各专门会议将成为主审法官、合议庭的顾问机构和智库,不再拥有判决权,判决权回归到了一线审理案件的主审法官、合议庭手中。

这一“顾问”机构的制度设计突破了现有法律对审委会职能的规定,应由最高法院报请全国人大修改《人民组织法》及三大诉讼法,及时以明确的法律规范保障审委会制度运行。

(三)成效保障:在协调中推进——注重全面改革与整体推进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单兵突进,都离不开与其他方面措施的统筹协调、协力推进。因此,审委会渐进式改革也必须与其他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整体推进,具体如图四所示。

图四 全面推进与配套改革的结构图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反馈互通机制。进行自上而下顶层设计,其意义在于协调众多的司法改革措施,强调整体目标与局部措施一致性,使其以科学优化的“排列组合”方式发挥最大功能效用,同时以顶层的法律强制力和执行力统一改革步伐,确保改革落到实处。建立自下而上的反馈互通机制,则是畅通试点法院的反馈通道,将改革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和总结的经验反馈到顶层,便于及时研讨解决方案,进行修正完善。经过反复的反馈修正以及再反馈再修正后,最终形成成熟的制度规范,继而在各基层法院中推广。

其次,关联改革的整体推进。在审委会渐进式改革进程中,不仅需要在微观上有细化可行的具体操作模式和制度,还需要宏观的整体配合。单一的审判委员会改革并不能带来实效,其制度运行还依赖于法院员额制的动态调节机制、法院职业化的人才保障跟进、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的落实、司法责任追究制的制度保障监督、“去行政化”的排除干扰等各项配套设施,统一运作。

第三,完善工作机制确保改革效果。制度的效用重在落实。为保障改革顺利实施,需建立相应的监测、防范、校正等工作机制,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取得实效。如建立进度监测机制,建立由最高法院督查、各高级法院逐层推动、中基层法院定期汇报进度的监测机制来督促各层级法院贯彻落实。

结语:探索仍在路上

上述探讨仅建立于笔者对他山之石的一些思考以及所在基层法院审委会运行现状之上,然司法改革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课题,需要严谨的体系构建和充分的实证分析,审判委员会作为其中的一环,将以怎样的姿态重获新生,再次如轮轴般承载起法院合理运行的责任,笔者希望能起抛砖引玉之力,改革的探索仍在路上……

 

(本文获全省法院系统第十八届学术讨论会三等奖)

 





1《实施意见》第三条“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在总结审判经验,审理疑难、复杂、重大案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中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职责有明确的规定,即履行审理案件和监督、管理、指导审判工作的职责,具体有五个方面:1、讨论疑难、复杂、重大案件;2、结合本地区和本院实际,总结审判工作经验;3、听取审判业务部门的工作汇报;4、讨论决定对本院或者本辖区的审判工作具有参考意义的案例;5、讨论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大问题。

2 郑若丽:《解构与重塑: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法制博览》,2014年第10期,第269页。

3 李雪梅:《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运行情况的调研报告》,载http://court.gmw.cn/html/article/201407/21/160790.shtml,于2015-07-06日访问。?xml:namespace>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实施意见》的通知,第十一项对合议庭可以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进行了规定。

5 A市某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议事规则》,第二条  审判委员会职责:(二)讨论、决定下列各类案件:1、拟宣告无罪、缓刑(交通肇事案件,非法制造、买卖、运输爆炸物案件除外)、免予刑事处罚、改变公诉性质、暂予监外执行的刑事案件。2、单位犯罪和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犯罪案件。3、犯罪时被告人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刑事案件。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案件。5、破产案件。6、按照审判监督程序经过再审拟改判的案件。7、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8、重大、疑难、社会影响大的案件。9、本院审理的首例新类型案件。10、撤销或者变更行政处罚、行政处理决定的案件。11、上级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12、司法赔偿案件。13、决定进入再审的案件。14、合议庭评议意见有重大分歧或院长、分管副院长认为应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各类案件。

6 江梅洁 黄金喜:《建立与审判权相一致的审委会责任体系》,载《人民法院报》,2015.3.18,第8版。

7 江平教授于2014827在成都商报访谈中谈到应取消审委会制度,用专家委员会替代审委会的案件讨论职能;陈杰人: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员,载于《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37月下;陈瑞华教授所著《正义的误区——评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等》。

8 齐奇,浙江高院院长,于2014310在新京报访谈中提到“现阶段取消审委会是错误的”;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不是彻底将其取消》,载于《法制日报》20131122等。

9上海法院采用主审法官联席会议+限权审委会方式,建立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提交主审法官联席会议讨论制度,缩减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范围的审判制度;海南法院保留审委会制度,推进审委会委员合议庭和委员大合议庭的设立,负责审理重大、疑难案件;佛山中院设立刑事和民商事、行政执行三个专业审判委员会,每周三分别召开会议,讨论各自业务领域的审判事务;株洲法院采取去“行政化”审委会、精简讨论数量、坐堂听审制、专业委员会等方式改进和完善审委会制度。

10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法院采用“办案小组”+专业法官会议的审判运行方式取代审委会判决功能;东莞法院采取削权审委会的方式,试行让审委会成为咨询机构,审委会成员凭丰富知识和经验,给予年轻法官提供方向性意见,具体案件如何裁判,还是由法官或合议庭来决定。

11 我国于2002年正式实行全国统一司法资格考试,以此推算一名正常法本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于2002年通过司法考试今约38岁左右,这部分法官既有在校构塑的法律知识体系,又有基层实践积累的大量审判经验,正逐渐成为法院内部新生的骨干力量。若第一阶段的改革时长约五到八年,那么法院将顺利过度到中坚力量 “精英化”、“职业化”阶段。

13 江梅洁 黄金喜,《建立与审判权相一致的审委会责任体系》,载《人民法院报》,2015318,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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